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

法律之前,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!不讓移工覺得沒人聽懂我說的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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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02/29 第1315期 | 訂閱/退訂 | 看歷史報份
新書鮮讀 偉大俄羅斯,早就變成了另一個法西斯!六位同事被殺,遭判十五年重刑....
法律之前,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!不讓移工覺得沒人聽懂我說的話

新書鮮讀
偉大俄羅斯,早就變成了另一個法西斯!六位同事被殺,遭判十五年重刑....
圖/衛城出版
書名:《我深愛的國家: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》

內容簡介:六位同事被殺,遭判十五年重刑,我持續寫下真相,只因我愛我的國家,我比普丁更愛它。第一本來自俄國內部的真實紀錄,最後一位俄羅斯獨立記者發出的自由之聲。你不知道嗎?從小就教育我們要反法西斯的偉大俄羅斯,早就變成了另一個法西斯。我們都成了法西斯。這一切是從什麼時候,又是從哪裡開始?

從有記憶以來,伊蓮娜就愛著自己土生土長的俄羅斯。但她的愛與官方倡導的不同,不是普丁與俄國政府所帶來的死亡、噤聲與謊言,而是看見所愛之物最真實的模樣。愛一個國家,就得把光照進國家最黑暗的角落。

過去十七年來,伊蓮娜見證了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,如何一步步走向極權法西斯。她記錄下原住民、少數民族、同性戀、性工作者、精神病患,以及新聞記者與政治工作者等群體,如何一個個被消失。她也刻劃了國家對外不斷發動的屠殺或戰爭,從車臣、喬治亞、哈薩克、克里米亞到烏克蘭。

這是一份俄國社會如何從根本上崩壞的真實紀錄,也是伊蓮娜從小到大的人生心路。透過樸實而犀利的文字,她寫下俄羅斯人的愛與恨,挫折與憤怒,夢想與希望。最重要的是,她還寫下這些自認無辜的老百姓,這些過著平凡過活的普通人,這些伊蓮娜日常相處過的鄰人,如何都成了暴政的幫兇,迫使全世界生活在恐懼裡。

只要你曾經對自己的國家,自己所見的真相,以及自己文字的力量感到迷惘,這本書就是為你而寫。寫的是俄羅斯,卻是屬於全世界的故事,因為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不寬容的法西斯,都有人在共享著伊蓮娜的故事。

作者介紹:伊蓮娜.科斯秋琴科,16歲成為記者,是第一批報導普丁入侵烏克蘭的俄國記者,也是俄國最後一家獨立自由媒體《新報》中最年輕的記者。生涯榮獲歐洲新聞獎、奧地利自由媒體獎、波蘭報導文學獎、挪威新聞自由獎,以及美國最佳記者勇氣獎。

1987年生於俄國雅羅斯拉夫爾的窮困家庭。9歲開始工作,16歲投身地方報業。大學就讀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系,開始在俄羅斯最著名的獨立自由媒體《新報》實習。

伊蓮娜長期關注武裝衝突、政治抗爭與性別議題,曾喬裝混入警局及妓院從事田野調查,積極參與平權運動,多次被莫斯科當局逮捕。她報導過阿拉伯之春、香港抗爭,也是第一位無懼媒體封鎖而報導2011年哈薩克扎瑙津屠殺慘案的俄羅斯記者,更曾在2014年俄羅斯占領烏屬克里米亞半島時進行追蹤報導。

2022年2月24日,普丁全面侵略烏克蘭。《新報》成了少數敢於報導這場侵略戰爭的俄國媒體,伊蓮娜還親赴赫爾松等戰地前線報導。俄烏戰爭爆發六個星期後,《新報》遭俄國政府查禁,當時正要前往馬里烏波爾報導的伊蓮娜更被懸賞暗殺。伊蓮娜不得不展開流亡生活,期間一度遭情治單位下毒。目前暫時棲身於歐洲各地,等待著回國的那一天。

搶先試閱:〈睜開你的眼,這國家法西斯很久了〉

拉茲諾奇諾夫卡是窩瓦河畔的一棟長形建築。灼熱的陽光照在空蕩蕩的院落裡,外頭一個孩子或影子也沒有。圍欄低矮,可以從縫隙直接看到裡面。我走進門口,努力不要讓自己被踢出去。微笑,微笑,微笑。

院長安德瑞耶芙娜開口,「我在這裡服務三十四年了,這裡的第一個護士就是我母親。我哥哥蓋了主建築,我妹妹在廚房,全家人都在療養院工作。」

「蘇聯時期,可教化與不可教化之間有清楚的界線。沒有法律規定一定要努力教育所有人。現在不同了,對復健的定義比較廣泛。我們的受監護人有超過一百位經過調整已經能投入勞動。年紀大的參與工作,負責掃地清潔。他們會自已穿衣服,自己脫鞋,多數人也能自己鋪床。所有孩子的情況都很棘手,診斷結果從輕度到嚴重智能發展遲緩都有,很大一部分有腦性麻痺。其中五十人受到加護照顧,長期臥床。我帶你去看看。」

房間裡有十五張鐵床,搭配高高的床頭板。一張張色彩鮮艷的床緊挨著彼此排列,上面有孩子或坐或躺。過大或過小的頭,變形的臉,瘦到讓人難以置信的身體。我凝望院童時,院長凝望著我。我懂什麼呢?

「他們為什麼這麼瘦?」我問。

「因為生病,他們的肌肉萎縮。」站在院長背後的一名保母告訴我。「我們給很好的伙食。」

「你知道診斷結果嗎?」院長問我。「實在恐怖,最後奪走他們生命的就是這些疾病。」

「我知道你目前正受到調查。」

「放心,調查會證實一切。這些孩子病得很重。前陣子其中一位需要就醫,醫院的人很驚奇孩子被照顧得這麼好,因為他們深知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和腦性麻痺的病程。」

「我們現在不讓志工進來了。以前他們會不請自來,說要幫忙。我們帶他們看過這裡的情況以後,他們會送尿片、廚師、書本過來,開始從院童身上打探資訊,給他們手機用,開始問一些會刺激他們的問題⋯⋯」

「像是什麼?」

「比如,『他們會打你們嗎?』這些孩子病了,什麼話都說得出來。但志工對他們說的這些故事照單全收。志工相信他們,你懂嗎?以前我們會讓他們與院童一對一談話,但現在必須有員工在場。因為員工才瞭解院童的病情,知道孩子在這些情況下的行為表現。檢察官辦公室的人來訪時,他們與院童的所有談話我都在場。我是他們的正式監護人,必須在場。」

「我可以和孩子們談嗎?」

「當然,」院長說。「把娜斯提雅帶來。」

一名老師把娜斯提雅領進辦公室。她雙眼圓睜,瞪著前方,大大的淚珠從眼裡流下。她沒有抽噎也沒有抹眼淚。她有哪裡痛嗎?她在害怕嗎?

「你為什麼要哭?」

娜斯提雅盯著我,然後咧嘴露出了大大的微笑。

我該問她什麼?我該問任何問題嗎?

「你喜歡住在這裡嗎?」

娜斯提雅比了個大拇指,接著她開始快速地用手比畫。我懂一點手語,但我完全看不懂她在說什麼。院長試著摟住娜斯提雅,但娜斯提雅掙脫了她的掌握,走到一邊去,僵住不動。

「把她帶走,」院長對老師點點頭。「好了,這下你親眼看到了。這女孩十七歲,患有精神疾病。沒有這種小孩的家庭很幸運,悲劇和他們擦身而過。但千萬別忘記,悲劇就在不遠處!我們這邊多數人都瞭解這一點。孩子們受到妥善照料,這裡很舒服,環境也優美。生活在這裡很溫馨。我相信一個人應該努力工作,這樣一來,在生命盡頭的時候,你會知道自己為他們盡了一切努力。」

接著她給我看院童的刺繡,「這些全是孩子自己縫的。」她帶我看菜園,「這裡的土壤很肥沃,我們總有香芹、蒔蘿和沙拉可以吃。」

我揮之不去的念頭是,這裡為什麼這麼安靜,有兩百個孩子住在這棟建築,他們在哪裡,為什麼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?

「這些孩子之後會怎樣?」

「什麼意思?他們會去PNI。」

「PNI是什麼?」

「也是間療養院,像這裡一樣,不過是給成人的。他們無法獨立生活。」

我去了一間PNI。有位女孩剛從拉茲諾奇諾夫卡轉院過來,一名志工告訴我她的名字是史薇塔。

我走進去,那裡的味道撲鼻而來,直到很多年後我才明白那是什麼味道。我一步都還沒邁開,一名警衛就跑上前來,是個穿著袍子的高大女性。「你來看誰?」我報上史薇塔的名字。「所有會面都在涼亭進行,在外頭靠右邊的地方,你可以去外面等。」她等到我出去才離開。另一名女性領著史薇塔出來。我擔心我得說明自己的身份,但史薇塔假裝認識我,走上前握住我的手,直到護士

離開後才問我,「你是誰?」

我告訴她我是誰,接著問她拉茲諾奇諾夫卡的事情。

「他們會打我們,通常是打男生。他們有次處罰某個女孩,用滾燙的水淋在她全身。她死了。

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,早在我去那邊之前。」

「她叫什麼名字?」

「我不知道,你以後會常來看我嗎?你有帶吃的嗎?」

「你餓嗎?」

「我好想要咖啡跟糖果。」

大約二十名年輕男子突然從建築裡一湧而出。他們打扮怪異,穿的似乎不是自己的衣服。一半的人跑到涼亭外,他們圍住涼亭,在我們旁邊坐下。每一個人都想跟我們說話。史薇塔換了話題。她開始講這裡的工作坊有多棒,可以做木工或畫畫,她還剛在一場演奏會上表演。

穿著袍子的那名警衛從陽臺上監視我們。

史薇塔靠近我,「村裡的男人會跟這裡的女孩上床。有些女孩得去墮胎,還有的被絕育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那是一種手術,讓人沒辦法生小孩,你會寫這個嗎?」

「我會。」

「你要怎麼證明?」

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證明。

史薇塔記下我的電話號碼後返回建築,穿袍子的警衛跟在她後面進去。

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顯示,拉茲諾奇諾夫卡的孩子都死於自身疾病,埋葬方式也一切符合規範。他們沒有發現違規事項。

我始終沒寫出這則報導。

院長安德瑞耶芙娜一直安穩工作到退休,但兩年後她成為調查對象。村裡一名男子綁架並強暴了一名六歲的女院童,而安德瑞耶芙娜掩蓋了整起事件,禁止下屬聯絡醫生。但女孩活下來了。她還有媽媽,而她媽媽發現了真相。這件事上了法院。院長被判處四年緩刑,並禁止從事兒童相關的工作兩年。

拉茲諾奇諾夫卡的下一任院長,在院區周圍建起三公尺高的圍籬。圍籬很密實,沒有縫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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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之前,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!不讓移工覺得沒人聽懂我說的話
圖/寶瓶文化
書名: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:法律之前,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》

內容簡介:司法通譯,是不可被撼動的基本人權。一個家族經歷過戰爭、偷渡、黑戶口的司法通譯,對涉案移工的最深情理解與聆聽。擔任司法通譯的羅漪文,不但傾聽涉案移工訴說心事,更給予暖意與善意。在移工最脆弱的時候,拉他們一把,是她心底的渴盼。

每一次的司法通譯,常常是某一位在台灣的異鄉人正在受苦。

司法通譯•羅漪文讓涉案移工覺得「不再沒人聽懂我說的話」,也讓移工卸下憂懼、脆弱、惶惑與孤絶。

■警察說:「失聯移工打黑工,摔下來了,現場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我們只有指紋和臉部識別系統,但摔下來的時候,有時連臉和指紋都沒有了。」

■逃跑的越南看護大姊,拜託我幫忙打電話,告訴朋友她被抓的消息。我猶豫後幫她忙,而她在筆錄簽名、按指紋、解手銬後猛然爆哭……

■疑似失聯移工的男人,右手食指被包紮成白饅頭,雙手左右被銬,打破不介入原則,我問專勤隊員:「有必要銬兩隻手嗎?」

我拉過藥袋,用越文寫下吃藥的時間與次數,對他交代藥袋上的註記。

出生於越南西貢的羅漪文,13歲隨父母定居台北。身為華裔,她的家族經歷戰爭、逃難、偷渡、黑戶口、打零工,因此當她成為司法通譯,移工們的非法工作、非法入境、逾期居留,那些為台灣法律所不容許,在她的目光下,卻多了份理解。

除了同理那些想賺錢、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,她也帶我們看見移工在失聯背後的苦衷及委屈;移工搏命逃跑,往往是因背負巨額的仲介費用和老家嗷嗷待哺的人口,而當失聯移工數字攀升,甚至在2023年超過8.3萬人時,是否台灣的法規存在環環相扣的結構性問題?

通譯的每一字、每一句翻譯都攸關涉案移工的權益,但卻長期被漠視,因此哪怕費用極其微薄,羅漪文仍全力以赴。書寫的另一脈伏流,是當她對涉案移工伸出雙手,她也深情撫摸坑疤往事,那些在血液裡流淌的蹇澀的移民歷程,以及潛藏內心多年的怔忡和創傷。

據勞動部統計,至2023年10月止,在台移工達75萬多人,但失聯移工超過8.3萬人,且逐年攀升,而當新聞標題是「非法外勞」,常讓人以為移工殺人、放火,或搶銀行,但其實他們大多數只是想要換合適的工作,多加班,多存點錢寄回老家而已。如此卑微,卻如此不可得。

作者介紹:羅漪文 ,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,曾獲得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,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榮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。出生於越南西貢,十三歲移居台北。目前在大學教授現代中文基礎寫作,並從事中越文筆譯、司法通譯等。

搶先試閱:〈如何不握住你的手〉

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,突然拉住我的手,哭著要我替他說情,

嚇得專勤人員大聲斥責:「幹嘛?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?」

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,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。

隔壁偵訊室忽然一串尖叫劃破長空,我們這邊偵訊室的人員都頓了一下。

前來自首、態度一直保持戒備的大姊,忽然伸出手來碰碰我:「我覺得好緊張!」

我只好輕輕反握住她冰冷的手,悄聲安慰:「沒事,你是自首,不會怎麼樣,放心。」

僅片刻,我把手抽掉了。

◆◆◆◆ ◆

我一直很迷戀溫柔。作為移民家庭的孩子,我在很不安穩的氛圍中成長,因此特別喜歡聆聽人們輕聲細語地說話,順著舒緩的聲音,想像有雜花芬芳與青草香氣的春天降臨。

在成為司法通譯以前,我遇見過一位越南華裔大哥,他與家人於越戰結束後曾短暫停留台灣,旋即轉赴泰國難民營,再移居法國,後來他和一位從台灣去法國的女子相戀結婚,終於又定居台灣。

這位大哥看著我說:「你的外表很文靜,其實你是外向的人。」

我笑了笑,佩服他的細緻觀察,也理解自己為何成為今天的樣子。

我不擅與人交際,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。當老師很多年,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台上完成授課,但下課以後的我又回到默默的狀態。

然而,我不是沒有覺察到有些人和學生很喜歡找我說話,訴說一些生活煩惱或是深藏的挫折。我通常只是安靜地坐著,內心不時感到緊張與抱歉,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回應這些傾訴,偏偏窮於言詞。

◆◆◆◆ ◆

直到幾年前,有一位年輕女孩因為聽了我的越南文學演講,便找我私下聊了兩個小時。

我們約在東區的一間雲南小吃店吃過橋米線,喝了一口熱湯。她由衷讚嘆原來台北有這麼溫暖的食物,那是她前所未知的。

隔著熱湯的氤氳水氣,她緩緩說起家人的揮霍與沉重負債讓她感到痛苦與迷惘,好在她在校園裡遇到了「師父」。師父與師兄、師姊們安慰了她很多,她覺得自己被救了,以至於現在即使作為出版社編輯的她薪資微薄,她仍然願意每個月貢獻兩千元給師父。

聽聞至此,我心情複雜地低頭吞下幾口米線,又提醒她趕快吃,免得湯變涼了。

她還說,我很好,我可以很客觀地聽她說話,不會嘲笑她相信「師父」。

她沒錢買好看的衣服,同事在茶水間奚落她,被她偷聽到,她難過到從此不跟任何人吃飯了,她們中午出去吃飯也不叫她了。

她再三重複:「你真的很好,會讓人很放心講心事!」

那次見面以後,我向幾位要好的學生感嘆一番,學生卻說:「對耶!老師,那位姊姊說得對。你是很少、很少有的那種很能聆聽別人講話的人。」

是嗎?當她在說出她對「師父」的崇拜時,我知道主流媒體怎麼報導那位,更知道網民怎麼樣評價那些信徒,我是不是應該很務實地告訴她:「省下那些貢獻吧!」然而,我怕說出來會讓她難過,但又覺得不說的自己是不是太鄉愿?

我確實深深覺得自己沒有立場勸說她,在她最脆弱的時候,沒有人拉她一把。

我既不在場,連位居台北繁華地段的校園中,沒有師長亦或同學理會她,誰有資格嘲笑她愚笨呢?

我只能盡量輕鬆地對她說:「哎,改天我們一起去逛街,我知道哪裡買得到不醜又不貴的衣服。」

◆◆◆◆ ◆

一起逛街買平價衣服的機緣未至,我成為了一名司法通譯。

在很多次筆錄的場合中,我才發現,當事人在向執法人員供述的同時,對我拋擲他們的零星哀嘆。

陷入陌生的語言和嚴肅的法律情境裡,涉案的外籍勞工容易感到孤絕,一旦發現有人聽懂他們說話,大多數都忍不住絮絮叨叨一番。

我不至於過度自戀地以為自己很重要,是「師父」等級可以聞聲救苦、普渡眾生。我只慶幸地發現,恰恰是我的移民家庭背景和多年的文學薰陶,讓我可以絲毫不困難地同理那些想賺錢、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,但同時因為司法通譯要求專業、中立,讓我不能也無須表態,無形中移除了必須回應他人的緊張感。

我只要發揮默默且專注聆聽的本能即可,而這種聆聽的品質恰恰是倒楣的人們所需要的。甚至,他們會趁著執法人員不在場的短暫空檔對著我匆匆訴說,應該不僅僅是隨機偶然。

◆◆◆◆ ◆

夏天的夜晚,一名年輕男孩被查獲,他緊張結結巴巴地說自己在老家還欠幾千萬越南盾。

那是多少呢?就取每位外勞須付給仲介的平均金額一億兩千萬越盾的一半好了,那就是六千萬,折合台幣七萬元。

合法勞工的薪資大多分布在兩萬五至三萬之間,逃跑在外則能夠找到三、四萬的工作,只有很特殊的情況,例如疫情第一年中的口罩工廠密集輪班趕工,薪資可高達五、六萬,或是疫情第二年台灣鋼鐵業接到國際訂單,外勞賣力加班之後,終於可以向同胞炫耀自己高達九萬的薪資單。

然而,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找到高薪工作,想要賺到四、五萬的薪資通常得辛苦熬夜,如夜間磨豆漿、早餐店凌晨備料、食品廠漏夜分裝蔬果之類,這些工作台灣人不願意做,就由年輕的外籍勞工補上。

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,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,哭著要我替他說情,嚇得年輕的專勤人員大聲斥責:「幹嘛?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?」

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,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。

同理帶來的艱難是,因為常在距離當事人很近的位置,他們的情緒朝著我直接撲來,而我為了保持專業,得費力關閉自己的纖細敏感。

甚且,在完成每一場通譯之後,我都會忘掉當事人的資料細節;忘掉,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情緒不受到案情干擾。

幸好,疫情爆發以後,口罩遮住了彼此大半張臉。在進行每一場筆錄的時候,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。

◆◆◆◆ ◆

她的脖子上戴著一串白色珠子,衣服乾淨整齊。在戴口罩的年代,我頂多只能這樣辨識某個當事人。

她在台灣合法從事看護十幾年,因為合法的薪資微薄,家裡婆婆、老公接連生病,孩子又要上學,所以沒存到什麼錢。最後一次期滿,正逢疫情,乾脆留下來打黑工,多存點錢給兒子結婚。

她低薪多年,逃跑在外,四處打零工,難得找到臨時看護工作。二十四小時照料病人,週薪一萬七千五百元,簡直太幸運,不幸的是,很快就被查獲了。

她說,因為之前老公生病,隨時會死,所以她不敢逃跑,怕萬一要回去奔喪,卻沒辦法再回來就麻煩了。

◆◆◆◆ ◆

剛報到不久的專勤隊員負責筆錄。偵訊室外的大辦公室全暗下來,大隊人馬又出勤務了,留著她獨自處理。

她問得十分仔細,大姊好聲好氣述說著,彷彿在協助孩子完成工作,場面氛圍非常奇妙。

問訊結束後,趁著女隊員離開去列印筆錄,她開口拜託我幫忙打電話,告訴朋友她被抓的消息,也不等我點頭同意與否,她直接唸出兩支電話號碼,交代幾點能打甲號碼,幾點以後打乙號碼,「其他時間,他不會接,因為他有老婆嘛。」

「你的朋友是台灣人?」被抓的外勞通常拜託同鄉代為整理行李、送藥物等等,鮮少會聯絡台灣友人。

「對啊,他是我男友啦,可是他有老婆啦!」大姊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什麼?」我一聽到桃色新聞,瞬間雀躍起來,但隨即要求自己嚴肅收斂,「嗯,嗯,明天再說囉!」

一件尋常的逃跑案子竟然進行三個小時的筆錄。離開專勤隊大門時,已經是深夜。我睏倦地想:「怎麼能夠打電話呢?通譯要中立!」

第二天早晨,我對媽媽與妹妹提起自己如何遭遇強勢的請託,她們竟紛紛表態支持我撥打電話,但我還是猶猶豫豫,考慮再三。

等時間到了,我終究拿起市內電話撥出去:「某某先生,你是不是有一位朋友是越南逃跑外勞?她現在被移民署抓到了喔!」

對方是台灣中年男人的聲音,很著急、很關切:「那要怎麼去看她?可以保她出來嗎?」

我趕緊撇清:「我不清楚啦,你自己去問專勤隊喔!快喔!」

掛斷電話,我八卦地遐想著:「天喔!越南看護大姊與台灣大叔,我怎麼撞見別人的婚外戀啦?但這跟中立原則沒關係吧?」

◆◆◆◆ ◆

再次在偵訊室相遇,她三番兩次抬頭望著我,我卻不記得她,只是覺得:「咦,一直看我,是什麼意思?」

待專勤人員短暫離開的片刻,她開口說:「謝謝你喔,上次幫忙打電話給我朋友,他有跟我聯絡了。」

「啊?沒關係啦!」我嚇一跳,含含糊糊地應著。

看到她脖子上的珠子項鍊,才憶起之前的事情,暗想:「我比較驚訝你們之間的關係吧。你落難了,他會擔憂,會打電話,那感情真的很好。」

她又說:「這次,我就可以出去了。我的朋友會來保我。」

疫情期間,班機停飛,收容所住滿等待被遣返的勞工,主管單位於是准許新查獲的勞工住在外面,要求定期報到或接受電話追蹤,稱之為「收容替代」。

「誰來做保?他啊?」我好奇得要命,卻努力言簡意賅。

她說:「不是他,是我的其他朋友。他已經有老婆,我們總不能麻煩人家太多,是吧?」

我點點頭,實在沒辦法想像萬一被另外一位台灣大姊知情了會怎麼樣。

她似乎很想找人聊天,細數著自己的遭遇。我靜靜聆聽,沒特別表示。

突然,她認真地盯著我看。意識到她的意圖,我舉起手在鼻梁上按一按,將口罩調整得更為服貼。

她明白我不想讓她認出長相,嘆一口氣:「我猜想,你應該長得很有福氣。你很善良,你幫助了我很多,真的很謝謝你!」

專勤隊員回來了,讓她在筆錄上簽名、按指紋,然後解開她的單邊手銬,請她起立。

她走出偵訊室,猛然爆哭,淚流不止。

專勤隊員不解地問:「怎麼了?怎麼了?沒事幹嘛哭?」

她只是搖頭。

我跟在後面,輕聲解釋:「她哭是因為太傷心了。」

真的太傷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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